新文学运动的始开，斗争的对象主要是的古文，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，又其次是旧戏，有还文明戏。们他说古文是死了。旧戏陈腐，简单，幼稚，嘈杂，不真切，武场更是只杂耍，是不戏。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，不严肃，文明戏更是不顾一切的专
合人们的低级趣味。⽩话总算打倒了古文，然虽
有还些肃清的工作；话剧打倒了文明戏，可是旧戏还直
的站着，新歌剧还在难产之中。鸳鸯蝴蝶派乎似也打倒了，但是又有所谓新鸳鸯蝴蝶派。这严肃与消遣的问题够复杂的，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讨论。照传统的看法，文章本是技艺，本是小道，宋儒至甚于说作文害道。新文学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，除了解放文体以⽩话代古文之外，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，也就是文学的地位。们他要打倒那道，让文学立独
来起。以所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攻击。这载道说然虽比害道说温和些，可是文是还道的附庸。照这一说，那些不载道的文就是物玩丧志。物玩丧志是消遣，载道是严肃。消遣的文是技艺，有没地位；载道的文有地位了，但是那地位是道的，是不文的--若单就文而论，它还是只技艺，是只小道。新文学运动所争是的，文学就是文学，不⼲道的事，它是艺术，是不技艺，它有立独存在的理由。在国中文学的传统里，小说和词曲（包括戏曲）更是小道的中小道，就为因是消遣的，不严肃。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；小说通常称为闲书，是不正经书。词为诗馀，曲又是词馀；称为馀当然也是不正经的了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，倒是国中小说的正宗。国中小说一向以志怪、传奇为主。怪和奇都是不正经的东西。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。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《拍案惊奇》，重在奇得显然。三言是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，然虽重在劝俗，但是是还先得使人们惊奇，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，以所
来后有人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⼲篇另编一集，就题为《今古奇观》，是还归到奇上。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。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说的话，说话出于民间。词曲（包括戏曲）原也出于民间。民间文学是被庒迫的民人苦中作乐，忙里偷闲的表现，以所常常扮演丑角，嘲笑己自或夸张己自，此因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，这就不正经了。在国中文学传统己自的范围里，有只诗文（包括赋）算是正经的，严肃的，然虽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。词经过了⾼度的文人化，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，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，小说和曲（包括戏曲）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，却是还丑角打扮，站在不要紧的地位。固然，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头，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，更特别加以強调。这也是在想载道，然而奇胜于正，到底不成。明朝安公派又将《⽔浒》比《史记》，是这从文章的奇变上看；可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，奇变么怎能扯得上正经呢？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了。到了清朝末年，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，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作。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。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，它必然是严肃的。们他要给⽩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，要给文学争取立独的地位。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《狂人⽇记》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救救孩子，始开了反封建的工作。他的《随感录》又強烈的讽刺着老国中的种种病
子。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。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；配合了五四运动，它更跳上了导领的地位，然虽
是不唯一的导领的地位。是于文学有了立独存在的理由，也有了新的意念。在这情形下，词曲升格为诗，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。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，然而这也未尝是不载道；不过载是的新的道，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，不分主从。以所从传统方面看来，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。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，一方面己自也在载另一种道，这正是相反相成，所谓矛盾的发展。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，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，也是自然的趋势。们他強调动的精神，強调灵⾁冲突，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。然而礼教渐渐垮了，自我在第次一世界大战带给国中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，是于乎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，讲究个人的好恶，讲究⾝边琐事，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，实其是玩世派。更进一步讲究幽默，为幽默而幽默，无意义的幽默。幽默代替了严肃，文坛上一片空虚。一方面⾊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，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，自然也跨过了严肃的边界。然而这空虚是只暂时的，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。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大嘲，时代又沉重来起了。接着是国民⾰命，接着是左右磨折；时代需要斗争，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。这时候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，一面是荒
与无聇这句话。是这时代的音声。可是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；单是态度的严肃，艺术的严肃不成，得配合工作，现实的工作。乎似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，指是的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。们他
己自并不得觉在消遣己自，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。更不同是的时代，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尺度。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，劈头来了抗战；一切是抗战，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。可是八年的抗战太沉重了，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，这一松，尺度就放宽了些；文学带着消消遣，乎似也是应该的。胜利突然而来，时代却越见沉重了。民人
的強调，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。这民人也是一种道。到了在现，要文学来载这种道，倒也是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，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，目下⻩⾊和粉⾊刊物的风起云涌，固然是动
时代的颓废趋势，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，只顾民人，不管艺术，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，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。是这运用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。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３-２５⽇作。（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⽇《国中作家》第１卷第１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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